世界观焦点:江南考古志|“大江万古流”,从七孔石刀看到唐代铜镜
时间:2023-02-13 10:46:06来源:手机网易网

长江下游文明造就了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涵养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


【资料图】

澎湃新闻获悉,南京博物院正在举办的跨年大展“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展”,联合了安徽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苏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长江下游9家文博单位,精心挑选了250组(件)展品,向观众展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化高峰时期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物证,以及当下城市文明的斑斓光影,其中包括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七孔石刀、唐代打马球图铜镜等。

“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展”展览现场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下游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资源丰富,风光旖旎。悠悠长江水,为两岸带来了灌溉之利、鱼米之裕、交通之便、文化之韵。在长江下游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辛勤耕耘,数千年的璀璨文明绵延不息。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中国极具魅力、活力和影响力的经济盛地与文化高地。

长江中下游

大江东流,长江蜿蜒6300多千米,照拂着18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长江下游起始于江西九江,经江西、安徽、江苏,在上海吴淞口汇入东海,长约835公里,流域面积共约13万平方公里,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河段,也是全流域最富庶的地区。这里阳光雨水充沛,气候温润潮湿,物产资源丰富。

展览现场

长江下游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古人类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形成了诸多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史前文化。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这里逐渐加快了融入中华核心文化圈的进程。六朝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中唐以降,“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长江下游地区成为领跑千年的全国经济文化重地。长江下游文明造就了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涵养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泉。

此次“大江万古流——长江下游文明特展”南京博物院集长江下游10家单位之力,精心挑选了约250组(件)展品,通过4个部分,向观众展示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化高峰时期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物证,以及当下城市文明的斑斓光影。

展览现场

在距今200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下游就已有人类劳动、繁衍、生息。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不同地域的人群创造了多姿多态、风格迥异的文化,良渚古城遗址是早期国家文明的标志性遗存。

从现有考古成果看,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200多万年前就已有古人类生存活动,其文明化进程奠基于距今约1万年前后、起步于距今约8000年前后,而在距今约5300年则率先进入了国家阶段。长江下游地区依靠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全程。

七孔石刀,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

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北阴阳营文化以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命名,主要分布在薛家岗文化以东的南京、镇江地区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氏族为邻,向东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

从安庆顺江而下,到芜湖、南京、镇江一带,公元前5000多年前的农业经济和物质文化,是由以北阴阳营氏族为代表的先民创造的。在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制生产工具。石器都磨制得很精细,多见舌形穿孔石斧,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长条形拱背或带脊的石锛、楔形凿,也有与薛家岗文化相近的七孔石刀。从丰富的生产工具和庙山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可知,农业经济是这一地区氏族部落的主要经济活动,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

从此次展出的七孔石刀可见北阴阳营氏族为代表的先民制作水平很高,刀身周身磨光,双面刃。刀背附近横列圆孔7个,以便穿绳加固于柄上。

狩猎纹陶罐,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出土,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

器身刻有被狩获的野猪和奔跑中的小鹿的图象。

良渚古城作为中国南方最具代表性的史前都邑,以三重城环的巨型城址、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及权贵阶层大墓为特征,出现了以成组玉礼器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与礼制系统,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社会复杂化的高级阶段,出现了区域王权,在距今约5300年率先跨入文明社会,并诞生了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中华文明由此正式形成。

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大墓之中更有众多的玉璧和玉琮。器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有的玉琮上装饰了动物形面具纹样,与随后青铜时代早期礼器上的饕餮纹饰存在某种渊源关系。高度近似的玉璧和玉琮也见于广东北部遗址,表明良渚文化传播之广,超出此前的想象。

祭坛刻符玉璧,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江苏兴化蒋庄遗址出土,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提供

这枚祭坛刻符玉璧器形规整厚重,中部双面管钻圆孔。一面刻有“祭坛”符号, “祭坛”下部居中位置刻一圆圈,圆圈内刻一竖线。

青铜凤纹尊,西周

江苏丹阳青铜器窖藏出土,镇江博物馆藏

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文明的萌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元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的繁荣以及秦汉时期文化的融合,长江文明以奔腾不息之势融入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

江苏丹阳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青铜凤纹尊,口沿下分布了四组相向的长尾鸟图案;颈部饰两对大型凤鸟纹,每对凤鸟间各饰一小型动物纹。此尊兼具中原文化的粗犷豪迈与江南文化的匠心巧思,是目前所见吴国早期铸造的最为精致华丽的青铜器。

“巨羹”铭彩绘云气几何纹漆盘,西汉

江苏仪征新城烟袋山26号墓出土,仪征博物馆藏

盘口沿、内壁中部及底心髹黑漆,分别以朱漆绘涡纹、几何纹及四只连体凤鸟纹。盘外底部中央有朱漆隶书铭“巨羹”。

长江下游,江河湖海,水网密布,千帆竞过。六朝时期,随着衣冠南渡,北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纷纷涌向长江下游地区,以六朝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江南”开始崭露头角。此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数百年来,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长江下游文明继长增高,金陵的王气,名士的风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江南地区在渔耕农作、城市交通贸易、雅致生活等诸多方面迎来了领跑千年的辉煌,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长江贡献”。

灰陶仓,六朝

江苏南京卫岗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屋顶斜坡式,双鸱上翘,设瓦楞。前墙上方开五个方形窗,并有方形窗盖,可用绳系固定。此为六朝时期典型的随葬明器,含仓廪丰实、富贵吉祥之意。

龙首柄铜熏,六朝

江苏苏州虎丘孙吴墓出土,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藏

铜熏柄上龙首栩栩如生,龙颈鳞片刻画细腻,浑圆的炉身玲珑剔透,铸有数个青铜小人。器形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铜熏炉,有较强的南方地域特色。

白釉褐彩瓷轿车,唐晚期至北宋早期

江苏扬州念泗桥薛庄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牛驾二轮舆车,牛首饰璎珞。方舆厢,篷顶贴饰宝相花,束带。车内端坐一高髻簪花的贵妇,前方左侧站立手扶牛角的驭者,右侧为一骑马佩箭服的侍官,车后有两扶辕侍从,轮侧各有一只小犬。人物五官、动物及车的显要部位以褐彩点缀。

龙泉窑青釉瓷双耳衔环瓶(一对),元

江苏张家港金港镇香山出土,张家港博物馆藏

打马球图铜镜,唐

江苏扬州邗江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这枚扬州博物馆藏的打马球图铜镜是唐镜中的珍品。镜为菱花形,镜背纹饰是四名骑士,手执鞠杖,跃马奔驰作击球状;人与球之间衬以高山、花卉纹,显现出在郊外运动场比赛的情景。马球运动源于波斯,汉代传入我国,到了唐代,此运动十分活跃,深得皇帝和贵族的喜爱,是铜镜纹饰中的一种题材。目前我国仅存三面有关打马球图案的铜镜,一件为故宫博物院的传世品,另一件收藏于安徽怀宁县博物馆,而以扬州出土的这一面铜镜保存最好。

展览现场

自古以来,江南人文艺术荟萃,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文化教育方面,先后出现了大批治国人才,也撑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半壁江山,特别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创作成就斐然。戏曲音乐百花齐放,昆曲、越剧、苏剧、沪剧、扬剧、凤阳花鼓等竞相绽放,为中国传统戏曲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画艺术意境悠远,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上,都自成体系,引领时代风潮。工艺技术品类多样,精工细作,匠心与文心交融,享誉于世。

御园图集锦墨墨模,清,安徽博物院藏

御园图集锦墨是清代徽墨的代表作,共64锭,形态各异,正面书写楼阁景观名称,背面绘制清代宫苑名胜,侧面阳文“嘉庆年制”。此为御园图集锦墨的墨模,原属宫廷之物,乾隆以后徽州各制墨作坊多有翻刻、增删。

朱漆戗金莲瓣式,人物花卉纹奁(lián),南宋

江苏常州武进区南宋墓出土,常州博物馆藏

木胎,十二瓣莲花筒形。分盖、盘、中、底四层,浅圈足。合口处镶银扣。外髹朱漆、内髹黑漆。盖面为戗金仕女消夏图,描绘二主一仆漫步纳凉。二主人着襦裙背子,梳高髻,长裙曳地;一持折扇、一抱团扇挽臂喁喁私语;侍女手捧玉壶春瓶恭立一旁;左侧放一绣墩,四周以假山、草木、花卉加以点缀,突出了时令气息。整个画面清新优雅,充分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意蕴。器壁饰牡丹莲花等花卉。盒内朱书“温州新河金念五郎上牢”10字。这件漆奁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宝级文物,是常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瓷罐,元

江苏金坛洮西公社元代窖藏出土,镇江博物馆藏

罐胎体厚重,内涂胎浆水,厚薄不一,器底见火石红斑。器身用进口青料描绘四层花纹,青花发色明艳,花纹刻绘精细,为元青花中的精品。

嵌螺钿经箱,北宋

江苏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发现,苏州博物馆藏

木胎,通体髹黑漆,用螺钿嵌出各种图案,雍容华贵,内存碧纸金书《妙法莲华经》。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箱身四周嵌缠枝石榴、牡丹等图案。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设16个凹形台门,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佛像纹金盒,明

江苏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昂继室夫人邢氏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

正面为佛结跏趺坐于莲座上,身着通肩大衣,手作禅定印,身后有背光。金盒底部刻有梵文六字箴言及“福”字。

(本文据南京博物院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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